都市文化的现代性想象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的都市文化生活中,西关小姐是重要的参与者和建构者,她们也是当时复杂的现代性语境的见证者。通过考察当时百货大楼、电影院、新式学校这三处重要的都市公共空间,可以发现:当现代性只是以一种想象性的方式,而非实体的政治与社会制度构筑而成时,现代性只是给予了她们一种现代的身份。这同时也揭示出:当近代化浪潮进入一个传统社会,现代性仅仅是以一个“想象性的社区”被建构时,它绝非意味着现代性完全压倒传统或取代传统,地方传统的文化资源仍然深刻地操控与影响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与城市民众的文化品格。

[关键词]现代性;都市文化;西关小姐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4-0235-06

黄柏莉(1977—),女,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文化。(广东广州510410)

一、问题的提出

在今人对西关旧日繁华的各种忆述与研究文字中,很容易发现:青石街巷、骑楼内街、趟栊大屋及西关小姐,作为一些基本的文化元素,建构起人们对广州旧城历史与文化的想象空间。“西关小姐”这一称谓产生于清末时期,当时的广州西关地区自十三行建立以来,经济富庶,今天的荔湾区宝华路、多宝路、逢源路一带豪宅林立、巨户云集,在这些名门望族所生活的西关大屋中诞生了一群千金小姐,坊间遂将晚清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居住在西关一带出身富裕的女子称为“西关小姐”。

自十三行建立至民国初期,西关就一直是广州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中心,对外贸易的兴盛繁荣造就了西关中西合璧的文化特质,现代性的文化因子最先在西关萌芽,现代都市生活的大部分重要设施逐步引入,广州开始步入近代化全面发展的时期,都市文化的各项量化指标及其要素的资源配置日渐形成并渐具规模,一个颇具“现代性”特征的都会文化语境正蓬勃兴起。作为产生与发展于这一历史时期的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西关小姐在时人的忆述中,既具有“传统”的典雅风韵,又充满“现代”的摩登气质,人们对“西关小姐”这一文化符号群体徵像的描述,也经历了“成长于西关的出身富裕的大户人家的小姐”到“思想进步开放的知识女性”这一微妙的嬗变过程[1](P64)。这个嬗变过程参与了历史发展的进程,也渗透了现实的文化思想塑造,即作为其时广州都市文化语境下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西关小姐既是当时都市文化空间的重要建构与参与者,又是传统伦理规范的传承者。那么,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西关小姐究竟如何参与了晚清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一段特殊的历史进程?在新旧历史交替更迭的时代境遇中,都市文化的现代性特征与传统社会的伦理规范如何在她们身上具体入微地显现,从而深刻影响到她们自身文化品格的塑造?她们又是如何面对与接受她们所遭遇的时代变迁?

由于篇幅和资料的限制,本文将研究视阈集中于20世纪初至20世纪30年代这三十年中的广州城市,试图将“西关小姐”作为透视此期都市文化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标本,将这群从未被正史提及,亦常被研究者遗忘的群体重新引入城市历史的研究视阈中。并通过文献资料与口述历史相结合的方法,借助都市现代性理论、都市空间理论来探讨其时的都市文化新兴的公共空间,百货大楼、电影院、学校,在城市日常生活中到底具有何种功能。

之所以选择这三个公共空间,一方面是因为都市公共空间是最具都市文化现代性特征的文化空间,它们同本文的研究对象西关小姐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可以说,作为参与和使用这三个文化空间的最重要一个群体,西关小姐内在文化身份的建构深刻地受到这三个文化空间的潜在影响。另一方面,本研究的最终目的正是通过研究这些公共空间如何形塑“西关小姐”的文化身份,来剖析其时都市文化的具体特征。这也许能促使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看待中国的城市社会,即从公共空间的形成、运作与发展的角度,找到城市转型时期文化变更的真实状态。

二、都市现代性的构建形式:想象的社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个崭新的都会文化语境正在广州蓬勃兴起:这其中包括百货大楼、游艺空间等现代消费设施的建立,印刷文化与新式学堂等现代文化语境的生成,新式电影构筑的大众文化空间的形成,以及从1918年开始的拆城筑路的市政建设所营造的现代公共空间等。它们都是伴随着当时新兴工业企业的大幅涌现、城市现代商业和金融业这些社会经济层面的现代化转型而出现,这一系列都市生活的公共构造与文化空间,共同构筑了其时广州都市文化的现代性景观。诸如百货大楼、天台游艺场、新马路这些新的公共构造作为现代性的重要标志,既是当时广州都市现代性的物质性呈现,同时也营构了都市集体日常生活的空间;而影院、学校所建构的文化空间则成为创造新锐的、流行的、关于都市现代性文化想象的主要媒介。

(一)百货大楼:西关小姐的美丽时光

我外婆非常爱美,她本人就长得非常好看,她常穿旗袍,一般是定做的……也爱收集香水瓶子,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就拿她的香水瓶子玩,好多好多的香水瓶子,许多香水都是舶来品,她也去当时的先施或大新去买香水或衣服什么的……她吃穿用度都是很时尚的……①

“我外婆”名叫黄秀兰,是南海平地黄家族25代传人黄若波之女。晚清时期,黄氏家族中的一些后人曾到广州经商,家业不断壮大,鼎盛时期的黄家,将整条“十二甫”街据为所有,达到“富甲一方”的盛况。黄家曾是西关最为显赫的大家族之一,被人们称为“十二甫黄家”,黄若波正是黄家鼎盛时期的家族长辈,他曾在京城为官,为刑部郎中。

当时的先施与大新公司留下了众多西关小姐,包括黄秀兰的曼妙身影。当时的西关小姐们会坐着私家的黄包车或私人小汽车,由贴身的丫环或姐妹们陪伴,在这些百货大楼中留连,在顶层的天台游艺场,她们跳舞品戏,编织着青春岁月中最美丽的时光。百货大楼,为西关小姐们提供了感受与消费都市文化的最重要的公共空间。由此,她们得以向世人呈现出迥然不同于晚清时期西关小姐们“三步不离闺房”的传统形象,而构建了摩登时尚的美丽形象。那么,作为当时广州都市文化最重要的一处公共空间,百货大楼究竟以何种方式形塑出西关小姐独特的文化身份,并由此体现出当时都市文化何种重要特征呢?

20世纪20年代初的西堤大新公司,塔楼上原有一以“大新”二字连缀的对联:“大好河山,四百兆众;新开世界,十二层楼。”对一个中国“新世界”的呼唤,通过百货大楼这一现代建筑为载体,以一种想象性的、强调视像冲激力的方式展现于世人眼前。这个“新开世界,十二层楼”的摩天大楼是1937年以前广州最高的大厦,1918年由澳洲华侨兄弟集资兴建,一度成为近代广州的城市标志。据《粤海关十年报告》记载,1912～1921 年间, 长堤范围内新建和重建了共9座大型码头。长堤遂成为广州城内新的东西主干道,当时的大新、先施等百货公司均在此建盖高楼,一时百货大楼鳞次栉比、水陆交通密集汇聚。据史料记载,大新公司为广州首座钢筋混凝土高层建筑,1—7层是百货公司,8、9层及天台建成游乐场所。顶层的天台花园与游乐场经常有所谓“文明戏”和杂耍表演,一时游人如织,吸引不少人去“游公司”。百货大楼作为都市现代性最直接的象征,强调以视像上的高度感与现代化的装备对人们的感官功能形成强烈的冲击,而这种冲击感正是以一个“新世界”的想象来进行烘托与呈现的。与此同时,先施公司的五层大楼和其所属的东亚大酒店也在长堤建立粤行,这座百货大楼以建筑立面强调横线条并作分层横向处理,并有连续券洞通向街道的巴洛克式折衷主义建筑风格同时矗立于长堤岸边。到了30年代晚期,一座更具现代风格的大楼在沿江西路与长堤大马路之间侧身昂立,为增加向上的动感,这座名为“爱群大厦”的大楼在褐色的五陵台形混凝土屋顶的五个角的顶部,加上五个白色的小尖塔,在视觉上强化了向上的立体感。这座以美国摩天大楼为参照的建筑首次以15层共64米的高度,成为长堤岸边对旧城风貌侵入最厉害的景观。

由此,现代建筑作为一种空间美学,以“通向天空的神奇大楼”的视像冲击与众多细部的装饰设计,构建了人们对一个充满现代感的梦幻新世界的想象,它也巧妙地将现代摩天大楼与传统岭南骑楼风格相结合,制造一种温和的斡旋方式企图解决旧世界与新世界潜在的文化冲突。安德森曾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提到,一个民族在成为一个政治现实前,首先是一个“被想象的社区”。[2]当长堤的天空线点缀着这一大批现代建筑时,一个实体的现代政治制度体系并没有真正建立,而对于现代新世界的想象却已在建筑美学的引领下在人们头脑中被具体勾勒出来。据说先施公司的“升降机”,吸引不少人前来一试。这些平民阶层的人们,事实上无法像出身富裕的西关小姐一般真正融入这一场消费的盛宴之中,囊中羞涩的他们,显然无法通过购买百货大楼中琳琅满目的外国商品,或者参与跳舞溜冰这样的休闲娱乐,来满足自身消费的欲望。但仅仅只是坐着“升降机”观摩一下摩天大楼高耸入云的态势,就足以令他们心旷神怡。对他们来说,一个想象的新世界,只需诉诸感官的层次,是未必一定要借助消费来体验的。

百货大楼除了以一种“通向天空的神奇大楼”空间美学,构建了人们对充满现代感的梦幻新世界的想象之外,还通过内在的消费空间来营构一个“想象性的社区”。当时先施公司顶层设有先施天台游乐场,宽阔的天台花园游乐场,与当时的大新天台游乐场都在长堤大马路,东西相对,互相媲美。游乐场每晚都有电影、粤剧,还有杂技魔术、舞蹈等,节目很多,深得观众喜爱。当时西关大户西医名家黄宝坚的少奶奶常让私家黄包车拉她到爱群大厦跳舞、溜冰。[3]而被称为最后一位“西关小姐”的颜妙芳,当年就开着她的福特小轿车,打扮入时地到爱群大厦跳舞消遣,引得路人频频回头。[3]显然,长堤商业区的都市文化使西关小姐们,能够享受这种消费带来的城市体验,她们对都市空间的这个征用过程一方面是物质上的占有与精神性的消费,同时也是一种基于感官性的想象体验。

摩天大楼高耸入云的情态,游艺场内迅急欢跃的舞步,都预示着一个现代的新世界的降临,尽管这一切都尚未在实体的政治制度上予以正式的确认。福柯在理解现代性时曾指出,应当将现代性界定为一种态度:“我自问,人们是否能把现代性看做一种态度而不是历史的一个时期。我说的态度是指对于现时性的一种关系方式:一些人所作的自愿选择,一种思考和感觉的方式,一种行动、行为的方式。”[4](P534)通过城市消费者想象性的体验,一个“想象性的社区”正先于实体的知识分子话语与政治体系,随着都市公共构造的构建日益形成。

(二)电影院:西关小姐的梦幻天地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电影在当时广州都市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最重要的表现正是现代影院的构建与大量国外电影的引进。据1936出版的《广州年鉴》记载:“广州电影戏,起于清末光绪宣统间。最先开业者,为大新街石室教堂内的丕崇书院,以其课余兼营此业,惟并无画院之名。其正式名画院者,以惠爱八约城隍庙内之镜花台为首;西关十八甫之民智画院、广府署前之通灵台、十六甫璇源桥脚之民乐院次之。”20世纪30年代,西关又兴建起许多现代化设施齐备的影院,如恩宁路的金声电影院、长寿西路的美华电影院,西濠二马路的中华电影院等。当时放映的电影基本以本土电影与好莱坞电影为主,那时的好莱坞电影已成为一种成熟的文化产业,扩散出现代化的理念与商业电影的制作策略。“平地黄”家的西关小姐黄秀兰便是一位非常钟爱外国电影的超级电影迷,她当时常常去戏院看秀兰•邓波儿演的电影,回家后还仿照电影中人物衣服款式刺绣。她特别喜欢秀兰•邓波儿,后来甚至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黄秀兰。因迷恋影星而改名,这对今人来说也许都算得上是一种稍显激烈的行为,却出自当时这位钟爱电影的西关小姐。黄秀兰曾在坤维女子中学就读,自幼接受中西文化的熏陶。这位恪守传统的女子,在商业电影偶像力量的催生下,以改名的方式实现了对自身文化身份的一种潜意识的改造。美国电影专家米瑞姆•汉森曾探讨了20世纪初的好莱坞电影,她指出:“电影工业越来越关注角色的动力、个人的心理与明星的个人魅力”,电影以“多股力量交织着推进,达至结局,环绕着角色的个人心理织出一张有充分动机的网,相伴的效应是,从一个最理想的视角向观众提供一个自主的虚构的世界。”[5](P48)显然,好莱坞电影制造的现代电影幻象、商业偶像策略,使这些相对于都市大众来说,对艺术形式感觉更为灵敏的西关小姐们构建了一个想象性的身份空间。这位一辈子未有机会真实体验外部世界的千金小姐,正是以模仿偶像衣饰刺绣、绘画、与偶像同名这样的想象性体验,来逃离传统文化与性别霸权给她造成的身份焦虑与紧张。

除了其时电影工业的商业策略外,中国本土电影对女性形象的展示与塑造,也使电影的虚构世界与观者个体的现实世界之间产生了“塑形同构”。电影的神奇不仅表现在它对现实世界的虚构与再现上,更在于它对现实社会与人生的示范作用——示范新的生活方式、树立新的时代人物形象、参与时政的讨论、重建道德力量等。从整体来看,20年代中国电影感应着近代以来随着妇女运动的兴起而逐渐高涨的女性解放思潮,以塑造“新女性”形象而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特殊的一章。1925年轰动一时的《爱神的玩偶》与《摘星之女》,都塑造了勇敢反抗包办婚姻、追求恋爱自由的新女性形象。在这些电影中,女性为反对包办婚姻常选择与家族决裂或离家出走的前卫姿态,《爱神的玩偶》中的女主角甚至喊出“没有爱就没有生命力”的心声。其后,《花好月圆》、《空谷兰》、《奋斗的婚姻》等电影聚焦于女性在家族孝道与追求个性自由之间的矛盾状态与心路历程,而引起极大社会反响。除了以婚恋为视点展现新时代女性的生存矛盾外,表现职业新女性题材的电影也开创了20年代中国电影的新风潮。

据西关邓华熙家族后人邓圻同回忆:邓四小姐邓纤霞崇尚自由,爱好艺术。当年西关逢源区设新民电影演业公司公开征求演员。她想应征,但因违背了封建家庭的家规,她不敢告诉父母,只有先离家出走,在外居住,再去应征。过了半年,新民电影公司创业电影爱情故事片《胭脂》在十八甫的一间新影院放映的广告,主角就是邓纤霞。新片上场,连续放映20多天,大家都争相一睹她的芳姿,成为一时盛事。[6]

邓氏家族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关的名门望族,邓圻同的祖父邓华熙,历任江南道监察御史、云南大理府知府、湖北布政使、江苏布政使等职。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邓华熙曾与梁鼎芬(清名臣)主持咨议局会议,宣布广东独立。邓华熙次子邓毓生有六个女儿,四小姐便是邓纤霞。拍片两年后,她就离开了影艺圈。经过家里亲友斡旋劝说,家中长辈也不再责怪她。[6]

20年代中国电影中的新女性形象与逃离家族束缚,毅然从影的邓四小姐的真实经历,有着如此相近的互涉性。这位喜爱电影艺术的摩登小姐,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引领风潮,她也更容易被电影中新女性的形象所影响与鼓动,她同时又通过真正参与电影,塑造电影角色来完成了这一身份的转换过程。邓纤霞敢公然与旧家族对抗,并选择离家出走的方式,其勇气确实非同一般。而从一侧面,我们也能窥见当时电影作为一种新的传媒方式,对西关小姐这样的旧家族女子转变为时代新女性,起到了潜在的深刻影响。尽管在西关小姐这个群体中,如邓纤霞这样的女子实属少见,她们大多数仍碍于强大的家族压力而未有勇气走出家庭,然而电影中的新女性形象确实激起与助长了女性反抗家族、走向自觉的时代风潮。可见,电影作为传播时代新价值的重要媒介,对构建国民的现代品格,特别是现代新女性的精神品格,这一现代性国族建构的基础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学校:西关小姐的启蒙摇篮

作为一个“想象的社区”的民族之所以成为可能,不光是梁启超这样的精英知识分子倡导了现代文明的新概念与新价值,更重要的还在于当时印刷文化与学校教育的影响。

清末时期西关小姐通常接受的是“家学”,其内容多限于《四书五经》等封建内容。而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新文化的影响,社会风气日变,西关及附近区域一带建起许多女子中学,当时的真光中学与坤维中学都是著名的女校,许多西关小姐都在那里接受教育。30年代,不少西关小姐还在岭南大学(现中山大学)就读。

以20年代初的真光中学为例,我们可从课程设计与办学特点来考察当时学校教育与学生群体人格的塑造。作为当时广州知名的教会学校,真光中学最初是由美国长老会在真光书院的基础上创办而来。1912年,学校改名为私立真光女子中学。正是这一时期,许多西关小姐开始入校接受新式教育。除《圣经》外,真光中学还将国文、英文、音乐、体育与家政作为其重点学科进行教授。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学校对实务教育颇为重视,强调对学生生活技能的培养,使学生走出校门后不会是一个只会读书而缺乏生活技能的人。这在教会学校的课程设置上体现得非常明显,如家政、经济等科目的开设。而且其家政科还根据不同的年级开设不同的内容,如“烹饪、资养料及饮食卫生之元素、婴童体育料理法、主妇之职务、治家及卫生法和个人及普通卫生”。将英文与国文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更多出自于教会学校独特的文化身份,但它同时也潜在的为塑造一个能体验现代文化的“新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对体育与音乐的重视,非常明显地表现了学校为塑造“现代新女性”——既有艺术修为,又具有强健体格的女性——的教育宗旨;家政等实务课程的大量开设,则表现了课程设计者对现代生活所需实操技巧的重视,而这些技巧恰能为一个在现代社会中人格精神皆独立的现代女性所必备。不可否认,在这些易为人忽视的课程设计与办学主张背后,反映的正是一个都市文明现代性的文化语境,学校教育作为培养学生知识与精神内核的重要媒介,以普及新知给学生,塑造新女性这一强烈的“启蒙”色彩,在都市社会中滋养一种新时代的氛围,同时它也为西关大宅中养尊处优的西关小姐们,提供了构建现代女性身份的重要空间。

当时许多在新式学校接受教育的西关小姐们,由于接受了正式的职业技能培训与新思想的熏陶,许多人在毕业之后便选择投身社会,成为新时代的职业女性。西关的苏家三小姐曾就读于岭南大学预科,因而得以培养出一口流利的英文,这使她毕业后能在沙面英商渣华船务公司谋职。邓圻同的夫人西关小姐张瑶倩,是广州开米行张子正的千金,她曾就读于中山医学院护士学校,毕业后成为成功的静脉注射专家。而“十二甫”黄家的西关小姐们,虽然囿于封建家族的文化压制而无法获取在外工作的机会,但她们仍然寻找到了另外一种成为职业新女性的途径:

她们曾在自家的花园里办起了一个叫“丛荫”的幼儿园,这可算是广州私立幼儿园的前身。带头的姑姑叫黄子生,老师就是姑姑们,学生则是家里的孩子为主,也向外招生,加起来大概有几十个学生。……姑姑们教的东西比较西化,有风琴,钢琴……虽然幼儿园也只是办了两三年,但有一个姑姑从那时开始到后来一辈子都从事幼教工作。[7]

学校这处公共空间之所以引起关注,正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中国现代性想象的主要的知识基础。西关小姐们通过学校教育,得以知道何为新女性并且如何成为一个新女性。更重要的是,这处公共空间也通过为国家与“国民”提供知识资源与想象而支持了民族建构。正是在都市文化建构这样一个“想象的社区”景观下,学校教育的启蒙任务得以确立与推行。由此,西关小姐群体中越来越多的人得以从富裕的家族中走出,走上社会,用她们的知识与才能回馈社会。而正是这些人,成功地改造了旧有西关小姐衣食无忧、贪图享受、体格羸弱,“三步不出闺门”的传统形象,她们不仅在传统家族文化的影响下具备了大家闺秀知书达理的高雅气质,也因为学校教育浓厚的现代启蒙色彩,而成为具有现代谋生技能、人格独立、身体强健的现代新女性。

三、都市现代性的特征:传统与现代共融

我外婆与我母亲的性格都是那种很隐忍的。她们处事很低调。我外婆晚年过得是非常苦闷的,家里后来因为一些政治运动有一些变化,这些对她是一种折磨,我能感觉到她的心里是很郁结的,但是她从来不会表达出来。②

潘凝的外婆虽然是一位热爱西式生活的摩登女子,但她的性格依然有着中国传统女性的温婉贤淑、隐忍克制,她的女儿也传承了母亲这一特质。可以看出,在当时这些西关小姐身上,呈现着“传统”与“现代”品格的连续性以及“中”“西”文化理念的渗透融合,她们也因此表现出自身独特的文化品格。对西式生活情调的追求、学校传输的现代思想、外表的摩登打扮,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西关小姐们内心深处对传统文化的体认。她们的内心仍遵循贤良淑德的传统礼法。她们中的大多数在人生大事件上依然恪守家规,从不违父母之命;她们在新式学校接受了现代教育,也有独立的生活技能,但依然会接受包办婚姻的安排。她们的典雅气韵,来自名门望族的家教培养,使她们更符合传统礼教下对旧式女子基于家族本位主义的伦理操控。

当年西关名门邓华熙家族的几位小姐,都接受过私塾与学校教育,均为有学识与文化的女性,然而她们与几位兄长的婚姻大事均是包办婚姻。邓家二小姐的婚姻是接受媒妁之定,小巧美丽的淑芳小姐,嫁入了西关首富岑家,婚姻貌合神离,一直没有儿女,但她却不敢在夫家面前有半点怨言。“两人十几年没有同房,一直到我哥哥结婚,姐夫为哥哥婚事统筹管理时,才与姐姐关系稍变,开始同房。所以姐夫前后娶了三个小妾,姐姐逆来顺受,不是没有意见,而是没有办法,老是回来当着爸妈的面哭。”“姐夫作风不好,喜欢寻花问柳。姐姐虽然与他感情不好,但不敢提离婚,只好跟小老婆和平共处。”[8]

可见,盲婚与媒妁之定的婚姻方式,使出身富裕的西关小姐失去自由选择个体命运的权利,虽然她们置身于一个日益现代化的社会空间中,然而这个“想象的社区”并未真正从政治体制与文化空间上被实体地构建起来,她们依旧处在由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与家族霸权构成的生存空间之中。邓家二小姐的婚姻,真实再现了一个名门闺秀女子,为“识大体”而压抑个体情感、屈从于男性权威的悲剧,而更多地以包办婚姻解决个人情感的西关小姐,即使有机会接受新式现代教育,也畏于家族本位主义的传统而选择压抑个体情感。

当一个民族只成为一个“想象性的社区”,而非实体的政治话语体制时,这个时代更像它的代言人张爱玲所说的:“这时代,旧的东西在崩坏,新的在滋长中。但在时代的高潮来到之前,斩钉截铁的事物不过是例外。”西关小姐在想象性地建构她们摩登的生活方式时,她们只是在一个想象的世界中实现了体验都市的能力,她们通过外在的“摩登”装扮进行幻想与主体性的张扬,以化解与逃遁日常生活中处处存在的性别与文化压力。这提示我们注意,当近代化浪潮进入一个传统社会,现代性并非是以实体的制度形式被建构,而是首先以一个“想象的社区”来体现时,诸如百货大楼、电影院、学校所创造的颇具现代气息的公共空间,只不过给予了西关小姐们一种现代身份,却未能在整体精神与文化品格上对她们进行彻底改造。这也使我们发现,“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模式在分析当时中国都市文化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适性。王笛在《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一书中指出:“我们不能把近代化视为从传统到现代化中间的一场简单的转变,而应将其视为从远古时代到无限未来连续体的一部分。这就是说,传统与现代并不是一对截然分离的二元变量,而是由两个极点构成的连续体。”[9]当现代性仅仅是以一个“想象性的社区”被建构时,它绝非意味着现代性完全压倒传统或取代传统,地方传统的文化资源仍然深刻控制与影响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与都市个体的文化品格。

注释:

①②来源于笔者2009年11月18日对潘凝的采访记录。潘凝系广州西关大族黄氏家族第28代后人,现为古董收藏家。黄氏家族又称西关“平地黄”,其家族的壮大主要归功于当时的家族联姻。平地黄家的先祖曾娶了一位做盐人家的小姐,娘家给了那小姐两张盐票做嫁妆。后来家族产业越来越丰厚,一度称雄广州西关,在清晚期成为近代粤商的首富。潘凝的外曾祖父黄若波曾做过朝廷高官,任刑部侍郎,她的外婆与姑妈都是成长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西关小姐。

[参考文献]

[1]谭白薇.西关小姐[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

[2]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8.

[3]谭白薇.西关小姐,广州的风花雪月[EB/OL].http://gz-lizhiwan.com.

[4]福柯.何为启蒙[A].福柯集[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

[5]裘里安娜•布儒娜.漫步废地图:文化理论和Elvira Notari的城市电影[M].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3.

[6]不见西关豪雅士但闻闹市嘈杂语[N].南方都市报, 2007-07-10.

[7]西关望族的典型标本[N].南方都市报,2007-06-08.

[8]西关小姐的情感与命运——回荡在现代都市里的西关旧梦[N].珠江商报,2004-07-30.

[9]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M].李德英,谢继华,邓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王立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