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点摘编

藏传佛教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利用

梁景之和秦永章在《西藏大学学报》2007年第二期上发表了有关藏传佛教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利用的文章。文章认为藏传佛教是藏族传统文化遗产的有机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瑰宝。文章从保护与利用藏族文化遗产的视角，就藏传佛教文化遗产的基本内涵及其传承、保护的基本原则与开发利用等进行了探讨。首先，作者在第一部分从语言文字、文学、寺院教育、建筑绘画、雕塑艺术、藏医药和天文历算等几个方面谈了藏传佛教文化遗产的基本内涵。第二部分从四个方面讨论了藏传佛教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一生态环境的保护是传承和保护藏传佛教文化遗产的基础；二扬弃之道是传承和保护的辩证法；三开放式的交流与互动是传承与保护的活力源；四强化立法是传承和保护的制度保障。作者在文章的最后认为藏传佛教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价值是相当丰富的，除以上外，还涉及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价值。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人们对其价值的认识也将经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东西方英雄史诗中的人本主义比较研究

王景迁在《中国藏学》2007年第二期上发表有关《格萨尔》与《荷马史诗》的比较研究。孕育于不同文化土壤中的东西方两大著名史诗——《格萨尔》与《荷马史诗》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质，她们所蕴含丰富的人本主义传统与思想更是如此。《格萨尔》史诗的人本主义是二重的，既有宗教的理性人本主义，又有追求世俗幸福的世俗人本主义，宗教理性人本主义的基础以藏传佛教理念为核心，而世俗人本主义则是以“人性”为存在基础的，故而《格萨尔》史诗中两种人本主义呈现共存和谐的二重奏状态。《荷马史诗》的二元人本主义思想更主要体现为人性主义倾向，这不仅丰富了古希腊文化传统，而且对后世欧洲文明的发展有着巨大影响。两部史诗的人本主义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人本主义的内在结构与表征、对以“人类”为本的人本主义的不同表述、人本主义与善及正义三者之间的张力、神人同形同性与人本主义的表达。作者最后认为，通过对两部史诗中的人本主义进行比较研究不仅有利于进一步促进东西方人本主义传统的对话，而且有利于深入发掘中华民族的人本主义思想与传统的世界意义。

明清时期土司制度与藏区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

贾霄锋与王希隆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二期上以嘉绒藏区文化变迁为例，探讨了明清时期土司制度对藏区文化变迁的影响。作者认为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在嘉绒藏区推行的土司制度不但有效治理了藏区，而且也促使藏区少数民族文化发生变迁。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在吸收前朝治理藏区民族政策的基础上，根据藏区的特殊性，除了推行僧纲制度、卫所制度和流官制度外，另一重要的制度就是土司制度。土司制度是元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在西北、西南和中南少数民族聚居区和杂居地带推行的一种封建地方社会政治制度。文章以嘉绒藏区为中心，从藏区的政治形态、原始社会生产模式、传统文化等方面剖析了藏区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脉络，探求了该变迁的规律和特征，认为嘉绒地区的民族政治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原始社会生产模式解体，传统文化走向多元性而且在和周边文化交融之时，嘉绒藏族文化也流传至内地。

藏族生态伦理思想

熊坤新和颜顺新在《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二期上发表有关藏族生态伦理思想的论文。藏族传统生态伦理主张尊重自然界一切生物的生命权和生存权，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存。作者认为新的生态文明首先是发达国家在经历了工业文明带来的环境恶化之后所进行的反省，是对发达国家工业文明的扬弃和超越。而在许多有着人文传统的国家和地区，生态文明、生态伦理实际上一直存在于各民族根深蒂固的传统文明之中。作为藏族先民自古以来在青藏高原上的传统生活方式，是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础之上的。藏族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继承、发扬自己保护生态环境的文明，是一个值得思考和必须解决的难题。 作者从藏族传统生态伦理观的合理性、藏族的生活禁忌与生态伦理建设、藏族的宗教义理、藏族社会的伦理原则等方面谈了藏族的生态伦理思想。最后作者认为藏民族在青藏高原创造了一种适应自然环境的生存文化，其生活方式都是这种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藏族传统文化中存在一些禁忌以示人类对自然的尊重，即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人类应关心并爱护它们。这种境界早已超越了人类的生存需要，并对于保护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