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晚年笔记的哲学创新:唯物史观的深化和拓展

摘要:马克思的晚年笔记是他留给后人的一个巨大的理论宝库,对这些笔记的考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理论内容和精神实质,更深入地了解马克思晚年思想所实现的哲学创新。晚年马克思既没有背弃唯物史观,又非处于一种慢性死亡状态,而是在认真考察、全面系统研究世界发展的新形势的基础上,深化和拓展了唯物史观理论,实现了晚年笔记的重大哲学创新。

关键词:马克思;晚年笔记;哲学创新;唯物史观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0)02-0041-04

马克思从开始上大学时就养成了系统做读书笔记的习惯,这些笔记大都紧密地围绕一定的主题,从而可以把它们看作是有计划地和思考周密地进行研究的准备著作,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由于晚年马克思没有成形著作和定稿文字完成和出版,这些笔记中蕴含的重要理论创新所体现的意义和价值就尤为重大。晚年马克思为了深化扩展对《资本论》的研究,为了给《资本论》续篇的写作准备材料,一方面做了大量经济学方面的笔记,另外还做了土地所有制、国家、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等相关方面的大量笔记,主要包括:一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学界常称之为“人类学笔记”);二是追溯资本主义与世界市场历史起源的世界历史笔记;三是《哥达纲领批判》及研究西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笔记;四是俄国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笔记。这四大笔记①,力求上升到世界市场、世界历史高度,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的起源与发展过程,以及东西方社会的起源和发展道路。它们之间不是孤立并存的,而是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并且和《资本论》一起构成一个更大的艺术整体②。

长期以来,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价值和意义没有得到恰当的估价。以劳伦斯·克拉德、诺曼·莱文、凯利等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学者主要持“放弃中断论”,即所谓晚年马克思中断放弃了《资本论》的研究和创作,回归并转向了经验人类学,是对原有唯物史观的超越,与唯物史观可以说是一种断裂和分离的关系。凯利曾明确指出:马克思晚年“开始对人文科学的一个更大的领域发动新的进攻,正因为被这一兴趣所吸引,马克思才未能——或许他从未打算完成他的《资本论》”③。以梅林为代表的苏联和国内流行的看法是“慢性死亡论”,认为马克思晚年中断了他的研究和创作,处于一种慢性死亡状态④。

事实并非如此,晚年马克思注意到了当时世界发展的新形势,即历史向世界历史进一步转变,世界整体性进一步加强的发展趋势,他不但认真考察、全面系统研究了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还依据最新的社会现实和历史材料做了大量的笔记,这些笔记都是以唯物史观理论和方法为基础、为指导的,是对唯物史观的运用、深化和扩展。这深刻体现了马克思晚年笔记所实现的重大哲学创新。接下来,笔者将从上述四组晚年笔记入手分别进行阐释和论证。

一、“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对史前社会的探讨,表明马克思晚年努力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极大地深化和拓展了唯物史观。这组笔记对国家与文明起源、国家的性质、职能以及未来命运等问题的论述,是唯物史观的重大发展和创新。

摩尔根通过长期的广泛调查研究,在《古代社会》一书中对人类原始时代进行了详细剖析。马克思对此书十分重视,详细摘录了本书中有科学价值的篇章,剔除了其中的错误观点,并通过批注修正、补充和发挥了摩尔根的某些观点,从而拓展和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领域。

第一,对史前社会组织结构的研究,使马克思突破了先前认为人类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的看法,发现土地公有制是原始社会的特征,而土地私有制则是文明时代的特征,国家和阶级都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马克思还肯定了原始社会中血缘关系的客观性。他在驳斥格罗特先生把血缘关系看作观念时指出,“亲爱的先生!不是观念的,是物质的,直白地说是肉欲的!”⑤他还在笔记中极力地突出血缘关系在原始社会中的作用。恩格斯受其影响,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第一版序言中明确写道:“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⑥

第二,在原始社会氏族和个体家庭的关系以及母权制和父权制的序列等问题上,马克思修正了以往的看法。原先以为,个体家庭是先于氏族的,氏族是家庭的集合体、家庭的扩大;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是父权制家庭。通过对摩尔根《古代社会》等著作的研究,马克思吸收了他们的合理思想,肯定了原始社会的基本单位是氏族,而不是个体家庭,氏族先于个体家庭;母系氏族先于父系氏族⑦。“按起源来说,氏族要早于专偶制和对偶制家庭;它是和普那路亚家庭大致同时的东西,但是这些家庭形式没有一个是氏族的基础。”并且,“氏族一旦产生,就继续是社会制度的单位,而家庭则发生巨大的变化。”⑧ 弄清楚原始社会内部氏族、部落和家庭之间的关系,就为全面地、具体地阐述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起源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第三,关于原始社会中土地公共所有制、未来共产主义的论述,体现出马克思晚年理论的新发展。马克思高度赞美保存下来的与私有制对立的原始社会中的公共所有制,认为它是“beaux restes”,即自由、平等的“美好时代的遗迹”⑨。并且,马克思着重强调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正是在更高的形式上重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这(即更高级的社会制度)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⑩上述观点是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产主义是人性复归观点的发展和修订。

第四,晚年马克思不仅关注社会生产的不同发展程度,而且十分重视人本身的自然和人的周围的自然的研究,在人、自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作了进一步的探索。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提出,自然对于人类、对于人类实践首先是作为自然前提出现的。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又指出:“撇开社会生产的形态的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域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1} 晚年马克思开展的理论研究工作,很大一部分就是对原始社会即文化初期的人本身的自然与周围自然关系的探讨。

第五,马克思针对资产阶级抽象的人性观点,从世界历史的广阔视角深刻概括了人的历史发展和人性的具体社会内容。摩尔根指出,“人类能不能征服地球,完全取决于他们生存技术之巧拙。……因此,人类进步过程中每一个重要的新纪元大概多少都与生活资源的扩大有着相应一致的关系”{12}。马克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人类正是依靠物质生产方式,同物质生产方式一起发展起来的。人的个性并非抽象的,人性的发展并非人的本质的要求和自我实现,而是受经济条件制约的。“先是个人摆脱最初并不是专制的桎梏(如傻瓜梅恩所理解的),而是群体即原始共同体的给人带来满足和乐趣的纽带——从而是个人的片面发展。但是只要我们分析这种个性的内容即它的利益,它的真正性质就会显露出来。那时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利益又是一定的社会集团共同特有的利益,即阶级利益等等,所以这种个人本身就是阶级的个人等等,而它们最终全都以经济条件为基础。”{13}

此外,晚年马克思对人的具体自由有全新的阐释。他对任何社会包括原始社会的分析,都是将人的尺度用作衡量标准的。不论是人类自身的生产还是物质生产,都是以人为目的,都不能把人片面化,而是要以人的全面发展克服片面性的束缚,建立人的真正自由。“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14} 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条件下,“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并且,“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15}。也就是说,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任何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发展,都不仅仅取决于本国、本民族的历史条件和现实状况,而是与世界历史的影响有着直接和间接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受到整个国际形势的制约。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根本改变了人的生存方式。人只有完全进入世界历史,才有了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全面发展才能的可能,有了达到最普遍最全面的个人自由的可能。

第六,马克思在摩尔根笔记、梅恩笔记等笔记中,还论述了国家的起源和本质。他详细考察了国家起源的不同发展道路及原因,探究了物质技术进步、分工和财产观念的发展、宗教因素的介入,以及征服、侵袭、移民等特殊交往方式的共同作用,促使了氏族的瓦解和国家的产生。马克思还分析了国家的阶级本质和阶级统治与压迫职能,指出政治国家形式的历史性与暂时性。

二、“世界历史笔记”对资本主义与世界市场、国际贸易起源的追溯,对古代西方世界国际关系体系的形成、瓦解,以及近代世界历史的国际关系体系的生成的探究,既是对唯物史观的坚持和验证,又是对唯物史观的深化和发展。

在“世界历史笔记”中,马克思通过考察各个民族、地区和国家的对外政策、对外关系来分析古代国际贸易的形成、发展、衰落,以及近代国际贸易的形成。马克思特别注意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促成了国际贸易的革命性突破——欧洲商业革命和近代国际贸易的真正形成。关于世界市场,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世界市场是以近代地理大发现为历史契机、以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的扩张为基本动力而逐渐形成的。世界市场的逐步形成,及其在规模和内容上的迅速发展,促进了世界各国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各民族国家之间的联系与交往;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促成了各国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形成。另外,马克思还对国际贸易、世界市场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作了深入的分析。

“世界历史笔记”以古代西方世界国际关系体系的形成作为起点,以十字军东征和成吉思汗西征为典型事件,阐明了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古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以三十年战争为典型事件,考察了以大西洋为中心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形成。与国内外流行的将主权作为国际关系核心概念的观点不同,马克思从世界历史高度,将世界历史与国际关系体系结合起来,通过对以国际关系体系为主线的世界历史的深入考察,提出了有关世界市场、国际贸易和国际关系体系等众多有价值的思想观点。他把古代历史纳入国际关系研究的视野,承认古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存在,以多元化的交往主体而不是国家更非民族国家的角度来观察古代世界,从而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丰富多彩的国际关系场景。古代国际关系体系被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或起点,使我们从一个更宏大的背景了解国际关系体系演变的脉络,了解世界历史的起源和发展。

三、“俄国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笔记”中,马克思对俄国和东方社会未来发展道路的研究,丰富和深化了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道路和社会形态理论。

社会发展道路和社会形态问题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关于东方国家、俄国等非西方国家,通过自己独特的途径通向共产主义的历史与现实根据等问题,私有制及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时性问题,一直是马克思予以高度重视的问题。19世纪70年代以后,大量关于史前社会状况的研究成果为实证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晚年马克思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对社会发展问题、社会形态演进问题的研究,揭示东西方社会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历史进程。马克思晚年笔记中的这一理论努力,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道路和社会形态理论。

晚年马克思对于当时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具有极强的理论敏锐性,他注意到19世纪5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已经使整个世界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体系,人类历史进入世界历史阶段。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任何历史事件都是世界历史事件,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要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都不可能离开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东方社会也不可能孤立于这一世界市场之外,而是包括在世界市场之中,处于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内。它的社会发展道路一方面有其具体性、特殊性与个别性,另一方面又极大地受到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道路的影响,是世界历史发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晚年马克思不仅对同一历史发展阶段、同一社会形态的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特殊发展道路作了考察,而且深入到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以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前景为典型范例,分析了社会形态更替的特殊性,提出了“跨越论”的重要思想。马克思还指出,东方国家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应避免农民再度被剥夺,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归人民所有。并且,在小农占优势的东方国家,农民应该走国家支持的合作化道路。可以看出,对于西欧之外的东方社会的研究和考察,既是马克思理论联系实际对于自己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理论的进一步考察和应用,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和创新,更是马克思站在当时的世界历史高度对于整个世界历史发展演进的总体考察。

四、“西方社会发展道路笔记”丰富了马克思的国家思想、社会主义思想、劳动思想、社会发展思想等等,也是对唯物史观的坚持和发展。

晚年马克思并未对西方历史发展及其社会主义前景丧失理论信念和理论兴趣。在西方社会发展道路笔记中,马克思总结了巴黎公社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提出了西方未来社会人民民主、人民监督、无产阶级专政等一系列基本原则。在《哥达纲领批判》和其他一些文章草稿、草案中,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和辩证发展的角度论述了他的社会主义观,从经济方面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两个阶段,并认为未来社会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社会。关于未来社会的发展道路,在经济上,马克思突出了生产力的发展、物质技术进步的作用;在政治上,马克思突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同时马克思还强调国际合作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可以说,此组笔记对西方社会发展道路的考察,也是当时马克思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对于整个世界历史体系进行考察和研究的结果。

综上所述,“放弃中断论”与“慢性死亡论”是毫无根据的,马克思的晚年笔记实现了重大的哲学创新,是对唯物史观的深化和拓展,理论意义重大。同时我们应该认清,贯穿于马克思晚年笔记文本始终的并非只是为了纯粹的学术探讨和理论认知,而是探求使现实革命化从而实现人类最终的自由和解放的现实条件。当我们回到中国的现实进程,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晚年笔记中论述的许多问题,阐述的众多思想,在今天仍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源泉。我们应该始终坚持从自身的社会需要出发来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晚年笔记中所内含的哲学思想。

注释:

① 这四组笔记的后两组文本中,既包括读书笔记,也包括一些著作、草稿、书信、摘要等。因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笔记的性质,并分别包含着共同的理论主题,所以本文笼而统之将其归在一起组成两组笔记,分别称之为“俄国与东方发展道路笔记”和“西方社会发展道路笔记”。此提法借鉴了北京大学王东教授的观点。参见王东:《马克思学新奠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43、547页。

②王东:《马克思学新奠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43页。

③[美]唐纳德·R·凯利:《晚年马克思与人类学》,参见《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8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62页。

④[德]弗·梅林:《马克思传》,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53页。

⑤⑧⑨⑩{13} 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8、293-294、37、192、510页。

⑥{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32页。

⑦ 陈先达:《走向历史的深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2-413页。

{1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86页。

{12} [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6及89页。

作者简介:王晓红,女,1980年生,山东临沂人,哲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马列主义学院讲师,北京,100081;杨巧蓉,女,1978年生,四川南充人,哲学博士,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讲师,山东济南,250021。

(责任编辑 陈金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