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熙下台后，蒋介石的“钱袋”，贵为“国舅”的宋子文接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上台后，打着抗日救国的幌子，牺牲中产阶级利益，与孔祥熙等借外汇市场开放之机，利用只有他们才拥有的官僚企业进口许可证，大肆进行非法进口倒卖活动，愈演愈烈，最后酿成1947年以上海为中心的席卷国统区的“黄金风潮”。
傅斯年忍无可忍，在《世纪评论》（1947年2月15日）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再次宣战。文中，他又写道：“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
文章面世后，各报纷纷转载，全国上下群情激愤，这一炮又把宋子文轰成过街老鼠，最终灰溜溜地辞职。
三、一举结束台大混乱局面
关于傅斯年的才干，时人是交口称誉，胡适更说：“孟真有绝顶的天才。”傅斯年一生颇自负。他在学术上的贡献是人所共知的：他树立了史料学派大旗，创办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并出任历史语言所所长23年，培养了大批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等专门人才，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重视考古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摆脱故纸堆的束缚，同时注意将语言学等其他学科的观点、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在现代历史学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台湾大学的前身是日本占据台湾时，于1928年创建的台北帝国大学。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光复祖国，国民政府接管了台北帝大，并于1945年11月正式改制为国立台湾大学。当时，岛内局势动荡，学潮迭起，加之办学经费不能及时足额到位，师资匮乏，管理混乱，学校问题成堆。国民政府在三年时间里（1945—1948），先后派了罗宗洛、陆志鸿、庄长恭三位校长，皆遇难而退，任期长短皆仅仅数月。校长频繁易人，校务工作很久未能步入轨道，中国教育界、学术界泰斗朱家骅思虑再三，决定起用好友傅斯年担此重任。
当时，傅斯年刚刚结束为期一年的赴美疗养，医生嘱其绝对静养，否则，高血压病若引起并发症，将会危及生命。傅斯年本不愿担任社会职务，但终不忍心回绝大家的盛情，加之他早有改革中国高等教育的夙愿，于是决计接受聘请。1949年1月17日，傅斯年正式走马上任，担任台湾大学第四任校长。
傅斯年虽然是一名学者，但他曾在中山大学、北京大学长期从事教育行政管理工作，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套独具个性又行之有效的工作思路。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主任的李济教授以自己的亲身体会说：“无论是办研究所或大学，他（傅斯年）总是像一个设计的总建筑师经营一个伟大的建筑一样，有一套完整的蓝图，并且与他的工程师充分地合作，按部就班，一段一段地完成他的计划。困难总是有的，并且常常地遭遇到很大的困难，但他总有法子度过去。他真是克难英雄中的第一把手。”
傅斯年上任伊始，迅即展开了全面详细的调查研究。经过精心筹划，他富有针对性地推开了一系列革新措施，使台大的混乱局面很快得以改观。
傅斯年认为，台大校务工作久久不能步入正轨，根本原因是规章制度不健全且贯彻执行不力。为此，他采取的第一项重要措施即是建立健全有关规章制度并保障使之得到严格贯彻执行。首先，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建立校务会议制度，由校长、教务长、总务长、6个学院院长及教师代表组成校务委员会，定期讨论、议决学校大事，促使决策民主化、科学化。这项制度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有利于集思广益，使学校由一盘散沙迅速凝聚成一个指向明确、运转灵活的有机整体。接着，他着手整顿沿袭已久的新生入学为权贵大开方便之门的混乱局面，制定了周密的考试与录取制度，并严格施行。他努力改进命题、印卷、考试、评卷各环节的组织保密工作，狠刹新生录取时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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